遵义会议时讽刺毛主席不会打仗的凯丰，他最终的结局如何？

遵义会议在革命历史上意义重大，不过它的召开可不是顺顺当当的。

那时候有个叫凯丰的干部，在会议里跟毛主席起了争执，所以，好多人都想知道他后来到底去了啥地方。

【唱“反调”的凯丰】

凯丰原名何克全，是江西萍乡人。他早年在家乡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，然后决定投身革命。

在那个时候，凯丰进步挺快的，还老是能把革命思想用到实践里。

他在家乡的时候，还组织过农会，并且当起了农会的宣传干事，干了不少具体的活儿。

跟众多革命者相同，因为大革命失败了，他也曾对国家的未来进行过深入思考。

在组织的安排中，他先是被调到了上海，接着又去了莫斯科，在少共国际团校学习，对马列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

回国以后，在博古的介绍下，他正式成为了党员，接着开展工作。

他的革命历程可不顺溜，因为叛徒使坏，他还被抓进监狱过，出狱以后又找到了组织。

所以，1934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，中央红军主力开启了长征，他跟着部队行动，担当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委一职，还是红九军团的中央代表。

就资历和职务而言，凯丰当时说话分量很重，而且他跟博古关系不错，所以那段时间他成为“耀眼人物”也没啥奇怪的。

在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，凯丰在那还留下了一段事儿。

起初，遵义会议的具体内容记录很难找得到，与会人员的态度和发言内容只能靠当事人的回忆获取。

1977 年 9 月 28 日那期的《人民日报》上，有陈云发表的一篇文章，文中提到了一个关键细节：在遵义会议的时候，有个同志非说毛主席的军事战略全是从《孙子兵法》里学的，当下用不了啦。

后来，聂荣臻直接提到了凯丰，陈云和聂荣臻都参加了遵义会议，他们的回忆跟文献资料相互证实后，结果很清楚：在遵义会议上跟毛主席对着干的人，就是凯丰。

回到这场会议的背景里，那时的状况对红军极为不利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长征初期又损失惨重，这让红军处于极度危险的处境，事实证明，博古和李德的领导不对。

不过呢，博古和李德当时压根没觉得自己有错，特别是“黎平转兵”以后，红军占领了乌江南岸的猴场，打算北上黔北，可这时候的博古和李德仍然执意要去湘西。

他们的建议是这样：在乌江南岸弄一个临时的根据地，然后往西去湘西跟二、六军团会合。

因为这件事，大家特地在猴场开了个政治局会议，不同意他俩的意见。

因为之前接二连三的指挥出错，大家对博古和李德特别抵触，他俩的领导威望也慢慢没了。

另外，自打红军踏上长征的路途以后，毛主席、彭德怀等人多次出主意提建议，可博古和李德全都不听。

面对危机的局面，要是再不去批评他们就晚了，日后周总理回忆讲：“毛主席、稼祥、洛甫都批评军事路线，一路上开会争论，在黎平那儿争论得特别激烈。”

1935 年初，红军巧妙拿下了黔北的重要城镇遵义，这时候国民党大军早就被甩到乌江以东和以南的地方了，军情相对宽松些，这才有了召开遵义会议的契机，历史就这样形成了。

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博古压力巨大那是肯定的，不过他能接着撑下去，有一部分缘由是身边有支持者，凯丰就是其中一个。

在会议中，博古重点表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是因为敌人力量强大之类的缘由，然而对他自己和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却没怎么讲。

毛主席第三个发言，用各种事实反驳了博古讲的那些客观原因，还觉得红军有打破敌人“围剿”的有利条件，对于具体的战术和军事指挥方面，毛主席也说得很深刻。

博古的面子显然下不来台，这时候一旁的凯丰“冲了出来”。

凯丰说的话可难听了，他跟毛主席讲：“您的军事战略都是从《孙子兵法》里来的，当下已经不管用啦。”

毛主席听到以后，平静地发问：“你读过《孙子兵法》不？知不知道《孙子兵法》总共几章？”

凯丰压根就没读过《孙子兵法》，毛主席提出的问题他也根本回答不上来。

后来啊，开会的时候绝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毛主席出来领导，可就博古和凯丰站出来表示反对。

凯丰当时居然特别狂妄地跟毛主席讲：“你懂啥马列主义？你最多就是看了点《孙子兵法》。”

而且，凯丰对会议持保留态度。

实际上，这事儿都过去 30 多年了，毛主席还是记得特别清楚，他还说起过这事儿，讲：

当时党内有同志讲我打仗水平不行，说我是照着两本书来打的，一本是《三国演义》，另一本是《孙子兵法》。可实际上，打仗咋能照书本打呢？那时候，这两本书我就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《孙子兵法》压根没看过。那同志非说我看过，打那以后，倒逼着我去翻了翻《孙子兵法》。

还好，那时绝大多数同志都晓得博古等人犯了错，凯丰的发言没起啥作用。

【凯丰接下来的人生】

后来的革命历程，证明了毛主席是对的。

组织上一直都没舍弃凯丰和博古，特别是凯丰，在党组织以及同志们耐心帮忙下，很快就明白自己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是错的。

他在自传里还写了这么一句话：在干部会上，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评。

对于这种事儿，当时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老干部至今都记得很清楚，邓小平还讲过：

在遵义会议上，凯丰跟毛主席“对着干”，博古和李德死不承认错误。最后呢，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把毛主席增选为政治局常委，取消了博古、李德的最高指挥权。博古表示服从会议决定，凯丰保留个人看法，不过很快也意识到自己错了。至于李德，他就是个军事顾问，也只能无奈接受。

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，这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，对长征胜利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有着特别深远的影响。

凯丰在大多数与会同志都明确支持毛主席正确主张的时候，他却还站在博古那边，这一选择，毫无疑问是大错特错的。

因为凯丰后来早早去世了，所以从整个历史来讲，他没留下啥太深刻的印记。

1935 年，凯丰不但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，而且后来还改正了自身的错误。

1937 年全国抗战开始以后，凯丰也参加了洛川会议。

后来，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来要成立“七大”准备委员会，凯丰是其中一员。

第二年，中央又把重要任务交给了凯丰，派他去武汉干活儿，让他当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委员、宣传部的部长，还有党报委员会的委员等等。

1940 年 11 月的时候，凯丰又被调回延安工作，没多久就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。

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有一首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》，这歌的作词者就是凯丰。

不难发现，后期的凯丰长期在宣传理论的领域奋战，在党的理论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42 年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凯丰着手筹组中央编译局，翻译了众多马列著作，这在当时对全党学习马列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那段日子，凯丰跟毛主席的情谊持续增进，凯丰曾回想道：“那时对之前中央苏区犯下的错认识不足，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立场，如今想想，真是太幼稚、太可笑了，经过中央的批评，没多久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。”

9 月 15 日，毛主席给凯丰写了一封信，在信里还安慰他讲：“让人不愉快的事，过一会儿也就没事了。”

就是因为犯了错，凯丰才更想着去补救。

组织安排的工作，凯丰向来都是无条件执行的，他这个人挺有能力，毛主席对他也比较信任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凯丰在沈阳当市委书记，当时他压力可不小，但还是全力以赴抓好这座城市的生产建设，他的这番努力，为沈阳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贡献巨大。

有功也有过，这确实是凯丰一生的基本情况。

在家庭里，凯丰一直都是人民公仆的样子，在子女教育这块儿，他要求也特别严格。

1951 年 3 月，凯丰的二女儿结婚且参加工作了，身为父亲，他给女儿写信加以勉励，期望女儿和女婿在工作时持续学习，提升政治水平与思想觉悟。

在那封信件里，凯丰专门把“廉洁奉公守法”这几个字给“着重强调”了。

没过多久，二女儿生了娃，家里负担重了起来。她清楚父亲地位高，就写信给父亲，盼着父亲能把自己调动过去，到他身边工作。

凯丰处理这种事本是挺容易的，可他愣是坚决地拒绝了。

1953 年，凯丰当上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，不过刚上任没多久，就得了肝癌，没法正常工作了，主要是治病。

1955 年 3 月，凯丰在北京去世了，年仅 49 岁，他的追悼会是由邓小平主持的。

对于凯丰的评价早就定下来了，2006 年 3 月 14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专门发了《纪念凯丰同志诞辰 100 周年》的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