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广州解放那年，毛泽东主席向叶剑英将军提起一个人名：“当年送情报的莫雄呢？”几年后，1951年，特派员终于找到他。一句“毛泽东同志请您回家”，让这位昔日的国民党少将眼角涌出泪水。

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在国共剑拔弩张的年代，他如何能在双方最高层都留下印记？这背后，隐藏着一段信仰与抉择交织的传奇。莫雄的一生，正是“暗刃忠魂”的写照。

理想萌芽与信念动摇

莫雄，1891年出生在广东英德一个贫困农家。他从小放牛为生，脚上常年沾满泥土。

16岁那年，他心中已满是对旧政权的不满，渴望国家改变，便毅然加入同盟会。他投身推翻清朝的洪流，在辛亥革命的枪林弹雨中奋战。血水与硝烟成了他青春的底色。

此后，他又在北伐战场上多次建立战功。他曾真心相信，国民党能够带来一个强盛的新中国。

然而，1927年的“四一二”政变，像一把冰冷的刀，深深刺入他的信念。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横尸街头，街巷里流淌的鲜血，让他开始怀疑自己追随的阵营。那是一种长久的痛楚与迷惘。

几年后，莫雄在上海遇到一群共产党人。他们谈论未来，没有高官厚禄的诱惑，只有人人平等、百姓安宁的信念。莫雄第一次听人坚定地说，中国可以有另一条路。他被深深触动，曾郑重提出加入共产党。

然而，他被劝留在了国民党内部。李克农告诉他：“你在敌人心脏里的价值，比在外面更大。”这句话，莫雄记了一辈子。

于是，这个“白皮红心”的少将，成了蒋介石肋间的一把暗刀。1934年秋天，莫雄毫不犹豫地将几名中共党员安插进自己的司令部，等待机会为红军做事。

铁桶计划惊天泄密

1934年深秋，江西庐山会议厅里弥漫硝烟味。蒋介石将三十多名高级将领召集起来，摊开一张地图。代号“铁桶计划”的最终围剿方案浮出水面。

计划动用三十万精锐部队，构筑三百座碉堡，形成三层密不透风的包围圈。目标是彻底歼灭中央红军主力于瑞金。

会议室后排，莫雄正用钢笔在笔记本上划着只有自己才懂的符号。他当时已被任命为江西德安赣北第四行政督查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。

莫雄拿着“铁桶计划”的文件时，双手微微发紧。他知道，情报一旦泄露，自己就是掉脑袋的结局。可在那一瞬间，他已下定决心：这份绝密必须送出去。

回到德安司令部，莫雄反锁房门。他叫来三名亲信，项与年、卢志英、刘哑佛，他们都是地下党员。四人连夜把情报密写到四本《学生字典》的夹层中。

项与年准备出发时，莫雄突然拽住他。他转身从柜子里摸出半瓶烧酒，哗啦泼在项与年衣襟上。他告诉项与年：“沿途哨卡闻见酒气，当你是个醉汉，查得不严。”

项与年一路走得异常艰辛。到达瑞金外围时，关卡盘查突然严格起来。教书先生的打扮已经无法蒙混过关。项与年蹲在野地里，捡起石头对着自己的门牙连砸四下。他血糊了满脸，又把头发抓成鸡窝，活脱脱一个疯乞丐。哨兵捂着鼻子赶他：“滚远点！”

10月7日，这个“乞丐”跌跌撞撞闯进红军司令部。周恩来打开字典时，墨迹被汗水洇得模糊。但“150公里半径”“每日推进7华里”的字样依然清晰。距离敌军总攻只剩五天。

三天后，八万六千多名红军连夜拔营，赶在“铁桶”合拢前跳出了包围圈。蒋介石发现煮熟的鸭子飞了，气得把茶杯摔在陈诚脸上。他怒骂：“就是你们这群废物走漏风声！”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泄密的正是他刚嘉奖过的“剿共模范”莫雄。

刀剑仁义暗中助友

莫雄后来还干过更让人想不到的事情。两年后，他调任贵州毕节，表面上继续“剿共”。

他实际成了另一场营救的幕后推手。1936年寒冬，一次巡查中，他发现山洞里躺着三千多名伤病红军。这些人随时可能被军统特务抓获。

蒋介石的命令是“彻底清剿”。但莫雄暗中派医生送药，又调开守军。他让这些伤病员两个月后悄然撤离。

1936年寒冬，贺龙带领的红军队伍路过贵州毕节。黔西北的山路上凝结着薄霜。莫雄站在营帐外，望着远处红军队伍蜿蜒如黑蛇。当传令兵第三次催促撤退时，他忽然扯下肩章掷在地上。青石板上溅起几点火星。

“传令全军，退至十五里外扎营。”这个决定让副官脸色发白。放红军过境的罪名，足以让整个粤军背上“通匪”的骂名。莫雄给红军留了半个月的休整时间。

老蒋这回没有放过他。一纸命令将莫雄送进了南京军事法庭。五个月后，他在潮湿的草垫上蜷缩着。他听着隔壁牢房传来的惨叫，手指在墙上刻下第三十七道划痕。

刑讯室的皮鞭抽在骨头上时，他忽然想起毕节城外那个冻得直跺脚的红军小战士。那孩子塞给他半块烤土豆，说“等打跑了日本人，我请您吃热乎的”。多亏张发奎这些老哥们儿作保，莫雄才捡回一条命。

理想薪火再传青年

即使经历牢狱之灾，莫雄也未停止过对革命力量的暗中支持。1938年，在北江畔的芦苇荡里，莫雄的部队正悄悄转移一批被捕的进步青年。

月光下，他亲手解开青年们手腕上的麻绳。他将备用的短枪塞进最年轻的小伙子掌心，告诉他：“往东走三十里，有个叫阿香的茶棚，接头暗号是‘来壶观音茶’。”

当国军巡逻艇的探照灯扫过河面时，莫雄正蹲在船头划桨。他后背的军装被冷汗浸成深色。这些细节都彰显了他行动的常态化风险。

归家与历史丰碑

1949年广州解放，莫雄被国民党通缉。他只好躲在香港摆地摊卖杂货。他默默无闻地度过了十年光阴。

直到1951年，特派员带着叶剑英的亲笔信，找到了他。一句“毛泽东同志请您回家”，让他布满皱纹的眼角涌出浑浊的泪水。

莫雄回到广东，担任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。老部下们发现，莫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，写的是孙中山那句“天下为公”。

后来有人问他后不后悔，老头咧嘴一笑，露出当年在上海和地下党喝酒磕缺的门牙。他直言：“蒋光头欠我一条命，我救红军那叫还债！”这份豁达，让人敬佩。

1980年，莫雄去世。他的追悼会上摆着两幅挽联。一副是政府送的“统战楷模”。另一副是项与年儿子偷偷挂的，“字典四本，可抵雄兵十万”。

灵堂角落里堆着几十封感谢信。有当年被莫雄放走的红军伤员，有他当专员时悄悄送粮食的苏区百姓。还有个瑞金老裁缝在信里夹了张泛黄的纸条。上面是1934年红军临走前写的欠条：“今借莫公雄食盐二十斤，革命胜利后加倍奉还。”

结语

莫雄的一生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。他用一种隐秘而曲折的方式，在民族危难之际，贡献了自己的全部。那些藏着情报的破字典、装作无事的空山沟、默默放下枪口的瞬间，才是他留给历史最珍贵的印记。他的故事，是对“隐蔽战线无名英雄”最生动的诠释，也是对“天下为公”精神的最好实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