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吴法宪，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、解放军副总参谋长、空军司令员，1981年被“特别法庭”认定为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”主犯，获刑17年。同年8月获准保外就医，安置在山东省济南市南郊一座普通的公寓楼里。1992年9月，家父作家“夕阳人影”探访了吴法宪。现将吴法宪有关“九届二中全会”（即1970年庐山会议）的访谈录于此，作为一方史料，以飨感兴趣的读者。】

1970年8月25日的午后四时有余，张国华……（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（革委会）主任以及西南地区组长）自毛主席的会议归来，他即刻在小组会上向众人传达了毛主席的宝贵指示。

他表示：“毛主席于午后两点钟紧急召集了中央常委以及各小组负责人会议，作出决定：即刻停止对林副主席讲话的讨论与学习，并且一并停止批判活动。目前会议气氛已趋于紧张，甚至有人提议要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揪出进行下放，声称这类人不宜在中央任职。当前的政治氛围过于热烈，亟需降温。鉴于此，毛主席果断决定暂停会议两天，以便调整气氛。同时，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议题亦应搁置，毛主席明确表示自己将不担任国家主席，林彪同志亦不担任。至于‘天才论’的问题，也严禁再行讨论。在这两天内，需对会议进展情况予以彻底梳理，待情况明朗后再行召开会议。”

庐山别墅（手机摄）

晚餐过后，我迅速赶往林彪的住所，意图探询一二。叶群告知我：“林彪同志已赴毛主席处参加会议，预计会议将暂停数日，无需过分忧虑，事情并无严重，你们初来庐山，不妨外出游玩，放松心情。”她的话语中，我难以分辨是出自安慰还是真的不在意，总之，她表现得颇为从容不迫。

时间不长，林彪回来了。他一坐下就对我说：“毛主席不高兴了，批评了陈伯达，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，起哄要揪人了。还说国家主席和‘天才论’的事情都不要提了。就是这个情况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不要紧张。”

林彪对我阐述此事时，言语简练，却不禁让我心生忐忑。

夜幕低垂，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聆听各小组的详细汇报。在会议中，周总理再次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：“暂停会议两天，以便大家换换新鲜空气。”

遵循毛主席的指示，8月26日与27日，全会的日程暂时休整两天。在这两日间，毛主席持续召集常委成员以及各小组负责人召开会议。由于我们对具体情况缺乏了解，亦不便主动探询，便只得向叶群寻求信息。然而，叶群却反复向我们表示：“并无特殊之事，不如你们就在家中轻松一下，外出游玩，以舒缓心情。”

然而，我们内心并无那份闲情逸致。后来，叶群主动提议一同登山游玩。在山间，我们偶遇了陈伯达，因大家心情均不佳，彼此间只是简短地打了个招呼，并未多言。

8月26日的清晨，陈伯达忽然拨通了我的电话，急切地邀约我与李作鹏、邱会作一同前往他的住所。抵达后，我们注意到他的情绪显得异常低落。

陈向我说：“此次邀请你们，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。此后，你们无需再与我保持联系，无论是电话还是书信都应停止。”我们惊讶地追问：“情况真的如此严峻？”陈伯达回应道：“毛主席对我们的批评很严厉，指出我们存在一个‘军事俱乐部’，并责令我前往康生、江青处认错。然而，他们对我进行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指责。他们称我为叛徒，指责我背叛‘中央文革’，出卖江青、康生、张春桥。还说我投靠‘军委办事组’，将林副主席视为我陈伯达的盟友，与军队勾结企图加害于他们。他们对我进行了无以复加的侮辱。”

陈言道：“毛主席曾对我提出批评，指出我自诩理论高深，宣扬‘天才论’，并在华北组中煽动舆论。毛主席指责我误导了大家，他建议你们将我所编撰的语录全部销毁。此外，毛主席还特别提到了汪东兴、陈毅、邝任农等人。”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陈伯达的这言辞，不禁令我们深感问题的严重性所在。

自陈伯达处返回，我们随即抵达林彪的居所，并将陈伯达所言转告于他。林彪回应道：“毛主席确实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。”然而，他并未多做他言。

8月26日的午后，周总理来电告知，他和康生同志希望与我、李作鹏将军及邱会作同志进行一番谈话。我们随即抵达周总理的住所，康生同志已先行一步，而汪东兴同志亦已在场等候。此次会面，其核心议题在于对我们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进行深入探讨。

康生开场便语气凌厉地宣称：“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燃了导火索，陈伯达随即起身进行批判，而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竟鼓动道‘站起来，进行斗争’。”随后，他归纳出了四点：吴法宪散布谣言，汪东兴点燃事端，陈伯达煽风点火，陈毅公然挑衅。

我询问道：“康生同志，您的这个结论似乎有些过早了吧？”

周总理仅询问了会议的进展，并未发表任何意见。

自周总理处辞行后，我们共进晚餐，随即我与李作鹏、邱会作一同前往林彪寓所，意欲向他禀报下午周总理及康生与我们交谈的详情。

林彪刚从毛主席那里结束会议返回。他向我们传达道：“首先，关于设立国家主席一事，此后不必再提。毛主席明确表示，我国将仅设立人大常委会主任，不再设国家主席。他还强调，‘我本人不会担任国家主席之职，也劝林彪同志不要接受这一职位’。”

涉及下午周总理及康生向我们求助的事宜，我们亦已告知林彪，并提及：“此次亦将汪东兴一同纳入其中。”

林彪默然不语，静静地聆听，直至末了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让他们言辞去吧，然而，言语终须有事实为凭。”

庐山美景（手机摄）

8月27日的清晨，林立果亲自前来拜访，将一本“九大”版本的党章递至我手，声称这是林彪所嘱，特命他转交与我，并叮嘱我仔细阅读。回顾“九大”通过的党章，我发现其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前置三个“副词”已然消失。我随即翻阅党章，果不其然，情形正如林立果所述。

在这天清晨，周总理与康生再度与我们展开交谈。我们再次被追问了整整三个小时。

康生一开场便要求我们交代“军事俱乐部”的来龙去脉，他强调：“必须说明这个‘军事俱乐部’是如何成立的？你们长时间秘密勾结，并且涉及陈毅这位反革命分子……”

我质问道：“康老，您身为中央常委，而陈毅同志只是中央委员，他究竟何时被扣上了‘反革命分子’的帽子？您的言辞似乎过于轻率。至于他是否与我们有勾结，您有何证据？他在华北组的发言内容，我又怎会知晓？他何时成为了我们所谓的‘军事俱乐部’成员？再者，我们不过是军委办事组，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，何来‘军事俱乐部’之说？”我的语气中带着些许激动。

周总理纠正道：“康老说错了。”

邱会作回忆道：“在西北组的讨论中，你康老不仅同意了我的观点，还对我大加赞赏，称赞我马列主义理论学得扎实。这样的评价，你不记得了吗？”

康生听闻此言，脸色顿时泛起红晕，急忙辩解道：“我可不是说你的话全然无误啊！”

周总理迅速回应道：“我们首要任务是弄清情况，请大家保持冷静，此刻不宜对是非进行评判。”

“你身为军委办事组的副组长，组长...”（黄永胜）未能出席，你所在的团队遭遇了变故，理应主动承担一部分责任。不妨撰写一份检讨书，将问题阐述明白即可。”他接着说道：“采取此举，首要目的是为了替‘副统帅’分忧。你应当明白，这场风波源于‘副统帅’的讲话。我们必须捍卫‘副帅’，否则风波恐怕又将波及‘副帅’本人。”

林副主席的发言是由我提议进行讨论的，此举或许对大会的议题导向产生了一定干扰。”

周恩来闻言，点头赞许道：“甚好！若非如此，便是我主持这场会议，似乎是我主动提议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。实际上，是你首先提出此议，众人亦纷纷表示赞同。”

我表示：“我将深思熟虑后，尽快提交一份检讨书，请您先行审阅。”周总理接着询问：“你们是否已经制作了‘语录’？”我回应道：“是陈伯达先生为我搜集了一些‘语录’，我据此打印了若干份，分别赠予了李作鹏和邱会作各一份。”

周总理命我取一份陈伯达编纂的“语录”呈送。我返程后，即刻指示秘书觅得一份“语录”并递交给周总理。此后，周总理又将该份“语录”转呈至毛主席处。当日下午，周总理再次拨通我的电话，着重强调进行自我检讨的宗旨，意在保护“副帅”，平息事态。我答复道：“请总理安心，我必将遵照总理的指示行事。”

经过一番思考，我认为此类事宜还是有必要向林彪同志请示。晚餐过后，我便前往林彪同志的住处。

林彪曾向我透露：“昨晚，是康生的提议，邀请周总理莅临我的住处，目的是汇报你们几位的情况。康生指出，此次庐山会议的主要嫌疑人有三名，分别是陈伯达、吴法宪与汪东兴。他声称，是吴法宪散布谣言，汪东兴煽风点火，陈伯达推波助澜，而陈毅则突然发难。我回应道，对于吴法宪，我颇有了解，自一军团至四野，他一直随我并肩作战，未曾听闻他有过造谣之举。至于陈毅，他与吴法宪、汪东兴并无直接联系。当我提及此事时，周总理随即解释称，陈毅系随陈伯达一同前来，并在发言中表达了对陈伯达观点的支持。对此，我表示并不知情。随后，周总理察觉到气氛略显紧张，便对康生说：‘我们走吧，副主席需要休息了。’如此一来，他们才离开了。”

林彪言毕，我向他汇报：“周总理要求我撰写一份检讨书，主要内容是就‘副帅’这一职位承担部分责任，若有错误，由我一人承担。”林彪闻言即刻回应：“无需撰写检讨！此事乃我发言，若有失当之处，自当由我承担。”我进一步说明：“总理的用意，实则在于保护你。”林彪则表示：“若你坚持要写检讨，那就由你撰写，但我不会审阅，且以你的名义呈上。”从他的态度中，我能感受到林彪对于我撰写检讨的态度并不愉悦。

庐山美景（手机摄）

第二天（8月29日）夜幕降临，林彪特意对我透露：“毛主席与我长谈一番，表示对张春桥这位人物还需观察两年。若其表现不达标，届时便将替换他，那时我将将职权移交给您。”

在那个时期，我深知林彪不希望我撰写检讨，然而，我亦觉得不宜拂逆周恩来的一番美意。经过深思熟虑，我意识到撰写这份检讨实属必要。于是，我趁夜深人静之际草拟了一个大纲，总共包含了两点：一是指出林彪的报告系由我所提议，此举干扰了大会的正常议程；二是承认自己在理解林彪讲话时存在偏差与失误。

紧握这份提纲，我与李作鹏、邱会作商讨了近一小时。他们一致建议，言简意赅为宜。因此，我的检讨书最终仅以数百字成文。

依照既定议程，自8月20日起，黄永胜便留守北京，负责照看家中事务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依旧每日与他在山上保持联络。他身为“中央军委办事组”的组长，而我则担任副组长，理应向他汇报工作进展。此外，叶群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人亦频繁与他保持沟通。

庐山美景（手机摄）

在8月23日，林彪的讲话内容通过电话传递给了我。黄永胜闻讯后喜出望外，随即提议我与李作鹏、邱会作一同，委托“军委办事组”的秘书宋诚草拟一份书面发言稿，以表达对林彪讲话的全力支持。稿件完成后，宋诚通过电话将其朗读给林彪，林彪亦对文稿进行了数处修改。稿件经修改定稿后，林彪便下令即刻发出。然而，我建议最好稍作等待。

“电话交谈不够安全，您上山后我们再详谈。”

8月27日的夜晚，我拨通了周总理的电话，原因是按照原先的安排，我应在会议后期返回北京，以替换黄永胜前往山上。周总理告知：“此事需先行请示毛主席。”两个小时的等待后，周总理再次来电告知：“毛主席指示，吴法宪无需返回北京，同时要求黄永胜即刻上山，而李德生则需留在北京照看家中事务。”据此，我便做好了相应的思想准备。

8月29日的午后，黄永胜乘坐飞机抵达庐山。此次庐山之行，所有细节均由周总理亲自操持，不再需要我过问。黄永胜抵达庐山后，甚至未与林彪见面，便被紧急召唤至毛主席的面前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我与李作鹏、邱会作在完成我的检讨后，三人便一同前往黄永胜的住所等候。我们推测，此次谈话或许与我们有着密切的关联，因此我们迫切希望尽快了解毛主席与黄永胜谈话的具体内容。

数人于黄永胜寓所守候至深夜，直至他自毛主席处归返。然而，他返抵后，即刻前往林彪处。我们唯有耐心等待，直至8月30日凌晨四时，黄永胜方才返回。

“一方面军的干部与四方面军的干部相比，后者更为谨慎，前者则显得过于自负。”显而易见，黄永胜可能有所保留，没有向我们透露全部内容，或许是担心我们听了会产生思想上的疑虑，而我们也不便过多追问。

片刻之后，叶群亦步入了会场。随之，我们共同商议确立了数项原则：首先，各自进行自我反省，不得相互牵连；其次，山上与山下的联系应予以切断，反省内容不得涉及林彪、黄永胜二人；再者，不对陈伯达和汪东兴进行揭发，以维护他们的安全。我提出：“目前周总理要求我进行检讨。作为副组长，我愿意承担起责任，进行检讨以保护林副主席。”众人对此意见表示了赞同。

8月30日的清晨，我亲自将这份检讨书递交给了周总理。他审阅完毕后，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，并赞许道：“这就足够了。关键在于你对林副主席的讲话理解上出现了偏差，你的表述方式相当恰当！”

继而，林立果至我处，对我言道：“父亲之意，不欲你进行自我反省。他的本意是，若需反省，亦应由他承担，非你所应负责。”我再次进行了阐释，指出周总理要求我反省，其核心目的在于庇护林彪。闻此，林立果显得不悦，此后他常对人言：“吴法宪不及陈伯达，陈伯达从未有过反省之举，而吴法宪却已反省三次。”

我虽对这话并不完全满意，心中却在想：我这么做，是秉承了周总理的旨意，旨在维护“副帅”的尊严。如此重大的事宜，一个小孩子又怎能擅自插手干涉呢！

完成我的检讨书后，周总理将其转交给了康生。康生在审阅后，发表了一系列批评，诸如“吴法宪的检讨毫无诚意”、“未触及思想实质”等，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太清楚。因此，我不得不重新撰写第二次检讨。在文中，我补充了几句：“未能充分进行调查研究，未能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，未能全面了解实际情况……”

然而，这份检讨书再度遭到了康生的驳回。我不得不第三次动笔撰写检讨，康生依旧表示不满意。周总理介入后，他说：“他已连续三次提交了。”在总理的干预下，康生最终妥协道：“那好吧，就不再追究了。”我的检讨书这才得以通过。检讨书由周总理和康生共同签署并印发至“全会”，同时还需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最终批准。

（庐山牯岭别墅群——笔者手机拍摄）

8月31日上午，周总理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，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。他把毛主席写的《我的一点意见》拿给我看。这篇文章我记得不全，大意是：“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，从来没有配合过，两次上庐山，第一次他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这一次可好了，采用突然袭击，煽风点火，大有炸平庐山，停止地球转动之势。我的话是形容这位理论家（可不是野心家）的心的广大而已。杞国无事忧天倾，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。我和林彪同志共同认为，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，是英雄们创造历史，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，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的，我们不能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在一起。”

看了《我的一点意见》，我心里就想：陈伯达完了！

8月31日下午三时，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、我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。他对我们说：“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，毛主席指示，陈伯达在全党、全国的威信太高了，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，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，和陈伯达划清界线。毛主席说，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、揭发陈伯达。”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陈伯达来了。林彪主持会议，要我们批判陈伯达。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，在这件事情上批他，一时转不过弯子来。大家都不发言，会议冷场了。

后来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，说：“我犯了错误，连累了你们，不该给你们搞‘语录’，搞‘语录’是欺骗了你们。”我说：“‘语录’是我向你要的。我们看马列的书少，所以要你来帮忙。”陈伯达说：“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。”我们几个都说：“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。”结果，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，批不起来。会议的气氛很沉闷，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。

当天晚上，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。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，周总理、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，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。

大家到齐后，林彪宣布开会。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。康生首先发言。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，自称是理论家，实际上是政治骗子。陈搞分裂活动，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，分裂党中央、搞宗派活动，参加“军事俱乐部”，欺骗工农干部。总之，有很多吓人的帽子，只差“现行反革命”了。

康生发言完，就是我作检讨。我念完检讨后，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线。但关于“语录”的问题，我说明是我向陈伯达要的，错误在我，不能由陈伯达负责。

我说完后，是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他们发言。这个时候他们可神气了，讲话都是手舞足蹈，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，说陈伯达背叛“中央文革”，挑拨离间、造谣……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上纲上线。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，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。

（庐山会堂——笔者手机拍摄）

会议进行中，我看见周总理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。后来林彪告诉我，周总理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。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总理的建议，一句话都没有讲。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，到午夜才告结束，把陈伯达斗了一顿。

从那以后，陈伯达就被关起来了，关在庐山的一所房子里，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人看着他。我和陈伯达这一别就是十一年，一直到了1981年审判我们的时候，才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。

8月31日晚上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，“全会”就开始批判陈伯达。

9月1日上午，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。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，结果批起我来了。为了监督对我的批判，康生还亲自来到了西南组。

小组会开始后，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，说：“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，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。造谣欺骗大家，你不以为可耻吗？”她又说：“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，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。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，提出要批判王明。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。”

曹轶欧说完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。我硬着头皮听着，不吭声。

（庐山牯岭——笔者手机拍摄）

散会以后，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，说：“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，而是批判吴法宪了。”叶群对我说：“你沉住气，我报告周总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周总理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把西南组的情况说了说，他考虑了一下，说：“下午我来”。

下午，周总理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。康生就不到会了。会议开始后，周总理听了一段，就说：“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，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，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。‘语录’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，还是要批判陈伯达。”周总理这样一插话，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。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。

西南组还有朱德、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，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，不但没有批我，连陈伯达也没有批。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，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。

9月2日晚，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会。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，要叶群通知黄永胜、我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。

我们见到了叶群，她告诉我们，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，准备讨论“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”和军委的“战备工作”报告。毛主席还提出，6日“全会”闭幕，散会回家。康生说：“大家的意见，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，不搞个水落石出，就不下山。”这时毛主席发火了，说：“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，我是不开了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康生不吭声了。

9月4日上午，周总理见到我，说：“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，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、姚文元，你们那边由叶群、李作鹏参加一下，你就不用参加了。”

自从“九大”我被周总理提名为大会副秘书长以来，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我一直都参与，但这一次我“靠边站”了。周总理很客气，生怕我有什么思想包袱。其实我早已有了思想准备，马上表示：“我参加也不好。”

9月4日晚，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讨论了国家计委的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”和中央军委的“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”。

9月5日开大会，黄永胜代表中央军委作“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”、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”。

9月6日上午，继续开大会，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决议：一、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。二、通过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。三、通过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。四、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。

（庐山芦林湖——笔者手机拍摄）

9月6日下午三时，“九届二中全会”闭幕。会议由毛主席主持，首先通过了全会公报。接着，毛主席发表了讲话。他说：“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，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，照着吹呀！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‘黑秀才’的当。当然，也有些是‘红秀才’哟。”毛主席接着说：“我劝同志们，有阅读能力的，读几本什么哲学史、欧洲史。人家是哪一本、第几个版本都说了，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。”

毛主席还说：“有人想炸平庐山，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，地球还是照样转。总而言之，无非是那个味道。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，我也不听你的。你就代表人民？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。因为他们认为，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。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，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？我说谁想代表人民，你去当嘛，我是不干。你把庐山炸平了，我也不干。你有啥办法呀？”

最后，毛泽东讲到了团结。他说：“不讲团结不好，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。总是团结好一些，人多一点好嘛！我们党内一些同志，历来历史上闹别扭，现在还要闹，你有啥办法？我说还可以允许，此种人不可少。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，就舒服了？睡得着觉了？我看也不一定，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，还是有要闹的。总之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，事情才好办。”

接着是康生讲话，他一共讲了四点：一、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一定要学好，不能只学几条“语录”；二、学习马列主义，要注意联系实际；三、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好毛泽东思想；四、要系统地学习，不要各取所需。

在闭幕会上，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。

（庐山会议会场——笔者手机拍摄）

“全会”闭幕的当天晚上，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，目的大概是要缓和一下气氛吧。林彪告诉江青：这次不回北京，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……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。

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、我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。这次来庐山，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。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，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。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，上去比较吃力，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。

进门后，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，一见面就说：“你们不听老娘的话，吃亏了吧！要是早听我的话，就不会犯错误了。”

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，这次来只听不说。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。所以，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。但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，我说：“我这次犯了错误，对不起江青同志。”

江青说：“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。犯了错误不要紧，改了就好。你们也许还要检讨。今后要多同我联系，怎么样？”

我还想说几句，但黄永胜拉着我，不让我说。这样，我们没有人表态，待了半个小时，就出来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黄永胜对我说：“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，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，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？”李作鹏也说：“从此以后没有完，一直到打倒为止。”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。

我回到住处，想到下山的飞机还没有安排，就给周总理打了一个电话。周总理说：“请把胡萍（时任空军副参谋长，会议期间在庐山上负责防空和会议物资运送）叫来，我直接安排。”我说：“胡萍只是一个副参谋长，最好还是由王辉球（时任空军政委）、邝任农（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）他们负责一下，他们两个你也熟悉。把他们两个留在庐山，替你安排，把曾国华（时任空军副司令员）放在九江机场指挥。”

周总理同意了我的意见。于是，打完电话，我就把王辉球、邝任农、曾国华找来，一起布置了用飞机疏散下山人员的问题。我要他们对这一事情各负其责，一切听从周总理的安排。然后，他们三人就分散到九江和南昌机场指挥。

下山的时候和上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上山的时候是周总理放手全权由我来安排的。但是下山的事，周总理不叫我插手了。

9月7日，根据周总理的安排，黄永胜、我、李作鹏、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。那一天，恰巧林彪和叶群走在我们的前面，前来送行的还有程世清（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、江西省“革委会”主任），他是东道主。我们上了林彪的飞机，当时林彪和叶群的情绪都很好，由叶群安排我们和林彪一起照了相，叶群还开了几句玩笑，所以照片上大家都是面带笑容。以后见到有关材料，说我们这张照片是“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，伺机反扑。”

送走了林彪、叶群，我们又和程世清一起合影留念告别。

在飞机上，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发牢骚说：“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车，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上山时一下撞死，摔死的好。”

敢怀千古是非心，坦陈一席渔樵话

弹破庄周玄幻梦，且看半江明月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