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762年四月，唐玄宗与唐肃宗相继去世。此时，张皇后担忧太子李豫因功勋显赫难以制约，于是暗中召见越王李系，图谋废除太子，另立新君。这个计划很快被宫廷宦官李辅国、程元振察觉。两人先行对张皇后和李系进行了软禁，然后顺势拥立李豫登基。历经这场险局，李豫最终成为唐代代宗，这是自唐朝开国以来，首次有嫡长子继承皇位。

尽管代宗名义上权力在握，实际上却受到层层掣肘。刚登基时，朝中的实权多被李辅国、程元振等宦官所控制，而各地节度使手握重兵，竞相割据。多年战乱令百姓苦不堪言，地方动荡，民变不断。朝廷欲平定内忧外患，却可支配的军队稀少，多数还需看地方权臣的态度。外部威胁也日益加剧。当时的回纥与吐蕃这两大强国，联合南诏，趁唐室衰弱之机联手对抗唐朝，形成了灭唐之势。

要在这般内忧外患交错的时期保住国祚，对于大多数帝王而言本已是不可完成之事。唐代宗却并未像明末的崇祯那样因绝望而消沉；纵使国家几度临危，他始终保持清醒，坚持为大局忍辱负重，设法保存大唐的根基。

代宗在位期间，虽然屡有失误，甚至酿成新的危机，但所有选择也是基于当下条件权衡利弊，旨在延续李唐统治。起初，他要面对的是宦官控制下的朝政。李辅国不仅统军于长安，还主导节度使的任命，朝中内外尽为其势力所盘踞。代宗表面对其礼遇，私下则联络宦官程元振，积蓄力量，最终将李辅国铲除，逐步恢复一定的皇权。

稳定局势后，南方爆发袁晁起义。多年财政对东南剥削，加之此前刘展之乱余波未平，百姓已极度困苦，袁晁起兵后，不久便聚集二十万之众，席卷东南要地，威胁朝廷赖以生存的税赋来源和漕运线。代宗急调李光弼镇压，几个月平定叛乱。但不久，朔方军节度使仆固怀恩因与朝中权力集团不合，发动叛变。仆固怀恩早年曾有功于唐，及至晚年却因权位之争和借助外族势力对朝廷形成要挟。例如在与李光弼配合作战时自作主张，错失战机，以及利用女儿联姻回纥索要重权，甚至默许或参与掠夺洛阳等行径，逐渐令代宗对其不满。

仆固怀恩后来以“养寇自重”为策略，竟为安史叛军说情，请求允许他们据守河北。朝廷明知其谋，但碍于他掌握兵权，担心其倒向叛军，只能暂且容忍。从此，代宗着手削弱地方军阀，有意通过宦官程元振和其他手段收敛兵权，试图重振中央权威。

此举却得罪了大批地方强藩。随后仆固怀恩彻底反叛，勾结回纥和吐蕃，大唐西北门户因此陷入空虚。763年，吐蕃大军南下直抵长安，局势危如累卵。过程中，程元振误判军情隐瞒奏报，致使唐军错失良机，只得仓促撤离。吕月将率骑兵拼死阻击，虽最终全军覆没，但为代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此时，朝廷号令难出长安，能响应朝命的唯有郭子仪、鱼朝恩等少数将领，大部分实力派如李光弼等选择按兵不动。

侥幸靠郭子仪的临危不乱，利用疑兵计和策略，误导敌军，唐军才最终守住了危局。经历此番几近倾覆的困局后，代宗认识到，过分打压地方势力弊大于利，于是转而对节度使采取姑息政策。虽导致地方割据成势，却也暂时维系了大唐的名义统一。他同时着手重建神策军为主力禁军，苦心经营以图扭转军力劣势。

次年，仆固怀恩不甘失败，再次联合外族发动大规模进攻。尽管联军兵力达到三十万，唐军却组织有效防御，最终又一次依靠郭子仪的声望和回纥内部矛盾，诱得回纥倒戈，击败吐蕃，将唐室转危为安。这一系列危机的解决，既见证了代宗善于用人、不疑重臣的度量，也离不开郭子仪等将相的支持和巧妙应变。假若他对郭子仪等人心存疑忌，唐朝或许早已覆灭。

对外隐患有所缓解后，代宗逐步收拾朝堂。他先后清除了程元振、鱼朝恩、元载等权臣。每一位权臣无不是权势滔天，手腕老辣，但终究难逃代宗的权谋调整。他擅长以宦官、将帅互制，巧用形势，最终牢牢夺回皇权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代宗并不一味依赖权术治理国家。治军仰赖郭子仪等猛将，理财则倚重刘晏。安史之乱后，朝廷赖以生存的财赋几近枯竭，一度被李光弼等地方割据截断。代宗倚重刘晏整顿漕运，改革税制，有效缓解了财政和粮食紧张的困局，为国家复苏提供了可能。

到了大历十四年（779年），病重的唐代宗托孤太子李适。他去世时，国家虽未完全恢复昔日荣光，但已脱离了最危急关头，留给儿子的是远比自己继位时更稳固的基础。

从整体来代宗具备治世明君的本色。他心思深沉，善于谋略，既能杀伐果决，又能够宽容待人。重要关头，他懂得放下猜忌，重用栋梁。虽无法如太宗李世民一般再造盛世，却已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，稳住了大厦不倒。难言完美，也并非没有缺点，但以其所处环境而论，代宗的作为无疑已属不易。

如果安史之乱之前即位，或许他有机会重振帝国根基；历史给他的考卷太过残酷。他终究没能创造奇迹，但也全力守住了李唐的江山。